亚美体育官网《大同的传奇故事（二）——边塞都城•大同记忆》之七最近，公众号“终将变成记忆”编写的美文美图《边塞都城•大同记忆》，在微信朋友圈里广为传阅转发点赞。作者饱含对大同历史文化、人文典故、自然风光、民俗风情、艺术魅力、发展变化等等的无比热爱赞美之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富有历史积淀，改革开放包容、民族融合发展、改变历史进程、充满无限魅力的大同世界！遍寻诸友得知，是一位京城在大同工作的朋友的新作！作者以一位来自京城的大同人的视角，看我们大同人知道或不知道的我们的家乡大同的前世今生，亚美体育平台更让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大同，为家乡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从3月20日起，云冈石窟官微编辑转发《边塞都城•大同记忆》系列文章，让“大同记忆”永留心中！

　　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组成部，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明英宗在位时期，瓦剌部逐渐强大，击败鞑靼，逐渐地统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有了再次入主中原的野心。

　　1449年7月，瓦剌部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侵犯内地。也先亲率一路进攻大同。“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御驾亲征。

　　1449年8月1日，明军到达大同。明英宗没有军事才能，将指挥权交给太监王振。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明军不知是计，继续北进。途中听说先头部队落败，仓皇撤退，主帅又屡次改变行军路线，士兵疲惫不堪。

　　大军撤退到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明军仓促应战，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66名大臣战死，明英宗被俘虏。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致使朝廷在相关政策、制度上作出了重大调整，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的研判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该事件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由强盛慢慢转向衰弱。

　　历史故事如同现代明星效应不断催生流量，昭君出塞带红了“琵琶老店”，游龙戏凤则催生了“凤临阁”。

　　明代正德年间，大同煤龙镇（今煤峪口）李家，父母过世，只留下兄妹二人，哥哥叫李龙，妹妹叫凤姐，兄妹二人变卖家产，在城内九楼巷内开了一家酒楼，取名“久盛楼”。兄妹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红火。

　　明正德皇帝治国有方，为了体察民情，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听闻大同之繁华，曾两次来到大同。公元1518年（正德十三年），他慕名到久盛楼吃酒。见凤姐热情爽朗，花容月貌，这位皇帝不由得心猿意马，神不守舍，后来，他按捺不住对凤姐的渴慕之情，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想法，恰凤姐也倾慕他的风度和才华，二人郎情妾意，遂成好事。久盛楼被正德皇帝赐名“凤临阁”，凤姐被封为“嬉耍宫妃”。

　　“游龙戏凤”的典故从此在坊间流传。修葺一新的“凤临阁”，八方来客，络绎不绝，一直都是大同颇有名望的酒楼。前为普座，后为二层楼阁，装修富丽堂皇，二楼绘有“游龙戏凤”的壁画。去凤临阁就餐，品的不仅是环境和美味，更是故事和文化。

　　明朝开国之初，对蒙古草原势力在军事上武力围剿、穷追猛打，在经济上实行贸易封锁，后明成祖朱棣把都城迁到燕京，大大强化北部边防军事守备，由此北部边境获得了很多年的安宁。但蒙古族世代以游牧为生，他们既不耕种，也不纺织，他们的盐铁茶叶等生活物资必须从中原获得。

　　由于明朝一贯的贸易封锁，蒙古经过一段的休养生息后，到明朝中期再度南下侵扰，掳掠人口和物资。一时间北疆战火重燃。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率军南下，突破长城防线，甚至打到了京城的郊外。

　　其实问题核心很简单，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开放边境贸易，允许明蒙双方商民百姓自由贸易。1571年，隆庆皇帝在位。俺答汗因双方交换双方叛逃人员问题，与明朝边防大员频繁接触，趁机提出了重开边境贸易的请求。隆庆皇帝是个平和的人，不愿多生事端。当朝大学士张居正、高拱也是出了名的务实派，君臣商议认为：开放边境市场，平息战火，是个双赢结果；继续敌对，则每年需耗费大量军费用于边防，效果还难以保证，因此同意议和。

　　在张居正、高拱，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共同努力下，明朝与蒙古土默特部在大同得胜堡签订了一个《隆庆和议》——即明朝与蒙古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使蒙古人能通过贸易获得明王朝资源；俺答每年向明朝贡马一次，由明朝给予优惠价格，并另行赏赐。

　　隆庆议和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昔日血与火浇铸的千里边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数民族以及中亚邻邦的友谊彩虹。从此，直到明朝灭亡，明朝与蒙古之间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

　　明末清初，大同总兵姜瓖先降李自成，再降清廷，后趁多铎病故、多尔衮染病之机，又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姜瓖的反叛，激怒了清廷，多尔衮亲率大军平叛。1649年多尔衮围城9月余，损失惨重。大同城被攻陷后，清军痛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除献城的降将杨振威及其官兵家属外，对官吏兵民尽行斩杀，“削城五尺”，大同变成一座荒城。清廷废掉大同府，改由设在阳高的阳和府管辖，八年后才还原大同府治。

　　当朝进士魏象枢有《过大同废城》一诗录照“屠城”：“杀气孤城黯，颓墙血溅纹。黄沙三月草，白骨万家坟。”曾为明朝官员、时为清人的薛所蕴，模仿北魏王肃诗体《悲云中》泣诉心中之痛：“悲云中，千年雄镇一时空。青燐夜夜颓垣里，殷红血涨桑乾河。”大同知府曹振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高祖，住大东街“曹家巷”）请旨免去大同三年钱粮征税，整修城池，安抚百姓。屠城15年后，秉康熙御旨，大同于华严寺西北角建起一座圆通寺，以超度屠城冤死亡灵。

　　现在大同市上下寺西面的杨家巷，有个“一间房”的地方。据说地名与这次屠城有关。传说就在清军即将进城之际，杨家将杨四郎后嗣，家住当初辽国萧银宗赐予杨四郎的住宅杨家巷，多年在外贩粮运茶，此番回家探亲，不料误撞多尔衮屠城被抓。不过杨氏走南闯北，毕竟也见过些世面，便唱个诺：小的知道大军辛苦，特地送点大米来，聊表寸心云云。

　　清军见有人送进一袋大米来示好，就为之松绑，并问其家住哪里。杨氏紧张，答非所问，回禀家里“只住一间房”，由于满口大同方言，清军听成住在叫“一间房”的地方，并令其画了一张草图。于是，除了杨家巷叫“一间房”这个地方的几十口人之外，全城百姓皆遭。后来杨家巷便多了一个“一间房”的名字。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这首可谓家喻户晓的山西民歌，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简单而直白的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一对夫妻离别时依依不舍、凄苦缠绵的情景。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陕西、内蒙和新疆许多地方的人都会唱。走西口指长城内的山西，陕西北部、河北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向长城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商或谋生。

　　走西口的性质和“闯关东”、“下南洋”类似，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走西口往往意味着离别、艰辛、凄凉、不测。有人说“闯十趟关东不如走一回西口”，可见走西口之艰难。《走西口》这首民歌就反映了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

　　“口”原指明长城的关口。明朝和蒙古通关互市后，这些军防关口变成汉蒙贸易的通商口岸，其中两处最重要，一是河北省的张家口，称为东口；晋北的杀虎口，是著名的西口之一。

　　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在杀胡口关城下开设马市，进行边贸往来。“杀虎口”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商道。“杀虎口”的兴衰史反映了晋商发展兴衰的历史。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公元1650年 (顺治七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沿长城内外在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走西口”也是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部分地区寸雨未下，史称“丁戊奇荒”。晋北各州县贫瘠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背井离乡。成千上万老百姓涌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由此，“走西口”又成为一部辛酸的移民史和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大同人是走西口的一支劲旅。走出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晋商包揽天下的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从明朝中期至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人口的流动和商贸往来，带动了文化的传播，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感慨于历史的激荡和壮阔，我专门去了一趟杀虎口，参观了那里的博物馆，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没有苦，哪来甜？没有奋斗，哪有收获？我走在西口古道上，只见城垣破旧、蒿草丛生，耳畔仿佛响起“哥哥你走西口”哀婉凄凉的曲调，但更多的，是对那些勤劳智慧的人们直面困难、勇于挑战的由衷敬佩。

　　1937年“7.7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救亡图存，国共两党达成了抗日合作统一战线。在山西，经朱德、周恩来与阎锡山商议，阎锡山同意八路独立自主游击，八路军也同意有利条件下配合军队打运动战。

　　同年9月，侵华日军攻占了晋北重镇大同及周围各县。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侵占灵丘，分两路向平型关一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雁门关以北日军汇合攻占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为配合第二战区军队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雁门关内长城一线师驻扎大营镇，准备待日军侧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找机会袭击敌之左侧后，消灭一部分日军。

　　期间，日军开始向平型关、东跑池、团城口等内长城各主要阵地发动进攻，并派战车、飞机助战，受到第二战区守军的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敌我双方伤亡惨重。为打破僵局，日军向师团长要求增援；为阻止日军突破平型关防线，阎锡山命傅作义率两个旅增援，并致电朱德总司令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

　　于是，八路军115师根据中央指示，策划在平型关一带设伏。计划由第二战区友军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115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的公路南侧山地边缘。343旅之685、686、687三个团依次排开，口袋底是友军第33军之两个旅，688团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使得进攻平型关的敌人完全处于包围圈伏击之中。八路军总部同时派出一路队伍从关沟出发，以接应第二战区友军的出击部队。

　　杨成武的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到达灵丘县的上寨镇，115师部队到达平型关东南的下关、上寨一线里的冉庄集结。令杨成武向日军进攻的方向前进，放过其先头部队，阻击敌人后续部队，截断前来增援的日军，确保主力在平型关地区歼敌。

　　24日，杨成武率独立团以急行军速度向腰站前进，于中午抵达阵地，前哨阵地已与灵丘方向开来的日军先头小股部队接触，双方展开交火。增援日军一部向腰站方向搜索前进。当日军一部接近腰站阵地时，独立团一齐开火，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杀伤日军300多人。

　　24日晚24时，115师各旅、团按命令出发，进入阵地埋伏。当时狂风大雨、天黑路滑，行动困难，还遇上山洪爆发，但各部仍于25日拂晓前按时到达伏击阵地。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因道路狭窄拥挤，缓慢地进入乔沟峡谷公路。7时许，该敌全部进入115师预伏地区。当敌先头部队进入关沟与辛庄之间的岔路口时，早已埋伏好的115师685团、686团、687团同时开火，、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的火力倾泻而下，顿时打的毫无戒备的敌人人仰车翻，一片混乱，八路军趁机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

　　战斗结束后，朱德、彭德怀从五台八路军总部专程到115师部驻地冉庄表示祝贺，并帮助林、聂总结平型关战斗经验，研究贯彻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问题。

　　从中文史料看，日军在平型关之战中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口袋战，也就是日军钻进中队布置的口袋阵，然后被全部歼灭。据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记录，这个口袋有两个进口，日军是从两个不同方向钻进八路军伏击圈（平型关以东的关沟峡谷）的。一支是从平型关返回灵丘的“新庄自动车队”，从西向东进入伏击圈；另一支是携带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从灵丘向平型关前线支援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部队，自东向西进入伏击圈。这两支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都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此役，第115师共歼日军1000余人，缴获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八路军伤亡600余人。这次战斗是日军名将板垣征四郎参战以来为“皇军辉煌的战史”屡创纪录而留下的一次惨败记录的一笔。也是我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

　　在《论持久战》中评价到，“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今天，在平型关建有平型关战役遗址，包括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老爷庙梁模拟战争场景、10尊平型关大捷参战将领铜像、杨成武将军题名的平型关大捷纪念碑等建筑，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雁北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建立的故事，如果搬上荧幕，一定会感人至深，让人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更会让我们对前辈心生崇敬。

　　1934 年，河北省阜平县党组织遭到的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党组织要求所有党员尽快分散到各地 “避风”，走到哪就在哪做党的工作，传播火种，发展组织，稳定人心，坚定信念，等待时机。

　　榆沟村，广灵县南村镇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岭西南山区添涧峪的一个山坳里，是一个交通不便、非常闭塞的小村子。1936年，阜平县第一区委会委员、交通干事罗慎德（又名罗林，河北阜平县柳峪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党）化名刘向清，在与组织失去联系、没有任何信息指导的情况下，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从阜平经涞源辗转来到了榆沟村。

　　红军东渡黄河到达山西抗日，阎锡山下令各地成立“防共保卫团”，加紧抗日势力和捕捉党员。广灵各村都成立了“防共”组织。面对种种困难和危险，罗慎德没有退缩、没有畏惧，不忘初心、坚定信念，以卖布作掩护开展活动。起先，罗慎德寄居在榆沟村郑发家的豆腐铺内。亚美体育平台认识了朴实的王培信后，罗慎德和王培信两人结为异姓兄弟。从此，罗慎德立足王培信家，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白天卖布，晚上约几个人讲“三义”，实际上讲的是“反帝、反封”的道理。

　　在罗慎德精心培育下，贫苦农民王培信、郑权、郑善三人秘密加入中国党，并在王培信家中举行入党仪式，建立了雁北农村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党小组成员恪守组织纪律:保守秘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几名党员利用一切机会，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向当地群众宣传道理。他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探听敌情，秘密传送情报，并协助党组织发展党员。

　　郑权在榆沟入党后，到临近的狼虎坪村当了私塾教师，他利用教师的身份，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37年4月,在榆沟村党小组的帮助下,郑权秘密发展狼虎坪村贫农王惠堂、王治、王富、王凤英（女）四人加入中国党，成立了广灵县乃至原雁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狼虎坪党支部。为中国党在雁北农村地区创建组织开创了先河。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广灵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王培信、郑权等积极为党组织的壮大发展辛勤工作。至1937年底,广灵农村党员已秘密发展到52人,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达13个。

　　新中国建立后，罗慎德任延庆县县委。南村镇榆沟村成为原雁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旧址所在地。如今已成为传统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各界人士前来缅怀纪念。

　　在法国当代史上，乔治·蓬皮杜（以下称蓬皮杜）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字。他是“戴高乐主义”的传承者，也是法国走向复兴的奠基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波云诡谲的情况下，他是首位踏上中国土地的法国元首。

　　1973年，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蓬皮杜总统的到访为中法两国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蓬皮杜总统很务实，他来华主要有这几个目的：一是力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对美苏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获取实惠。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在北京谈的。蓬皮杜总统不仅到了北京，还特意来了大同。

　　一个西方大国的总统首次访华怎么对大同感兴趣？为什么要来参观大同呢？我很诧异，您也会诧异，当时的全国人民都很诧异。这里确有一些特殊情缘。

　　老舍之子舒乙曾经写过一篇杂文，里面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大同云冈石窟的情形。在下台阶的时候，周总理问道：“总统阁下，您怎么知道有个云冈石窟？”蓬皮杜总统答道：“我爸是这儿的传教士!我很小就知道中国有一个大同。”

　　有一篇采访蓬皮杜遗孀克洛德・蓬皮杜夫人的报道，也道出了其中的原由。蓬皮杜夫妇是从保尔・克洛岱尔的诗集《认识东方》中认识中国的，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向往之情。而大同云冈石窟在蓬皮杜心目中是极具世界性、颇显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宝。访华前，蓬皮杜总统曾先后两次找驻法国大使进行个别交谈，强调他访华主要是去看人民，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中国进行会谈。

　　蓬皮杜于总统1973年9月11日至17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14日晚，蓬皮杜总统举行答谢宴会后，在周总理亲自陪同下，乘专列来到了大同。9月15日上午，在云冈石窟参观。蓬皮杜总统尽管当时已行动迟缓，但参观得很细致，亚美体育平台并询问石窟的历史和保护情况，还发表了演讲说：云冈石窟毫无疑义是世界艺术的高峰之一。云冈石窟的伟大艺术珍宝，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说，中法两国都是有古老文化的人民，他表示要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用几千年的果实，为现代服务。

　　参观时他向周总理建议说，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良好的保护。周总理马上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用3年时间完成云冈石窟的修缮工作，“时间太长，我们都看不到了”。大同人民没有辜负总理的嘱托，用三年时间将云冈石窟的维修工程如期完成了。

　　欢迎蓬皮杜总统的宴会上有两种中、西餐食谱上都找不到的食品，引起了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的瞩目：金黄的煮玉米棒和白里透红的高粱米粥。高粱是大同郊区大量种植的普通杂粮。郊区农民听说总理喜欢吃高粱米，便精心挑选了几斤颗粒又大又精道的高粱米，还选了一些嫩玉茭，亲自送到了大同宾馆。这些极其普通的高粱米、嫩玉茭凝聚了大同人民的无限深情。期间，远近闻名的灵丘县黄烧饼，也曾作为地方特产招待周恩来和蓬皮杜。离别大同时，周恩来将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作为礼品馈赠法国客人。锅身铸雕的九条飞龙，腾云驾雾，把中国的灿烂文明和大同人民的聪明才智传播到了巴黎。

　　一个令人感动的细节是，当时的蓬皮杜总统和陪同的周恩来总理，都已经身患癌症，到大同云冈石窟参观的7个月后，蓬皮杜总统去世；不到3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他们几乎是在用最后残存的生命，完成了这次国际交往旅程。这两位已逝的老人为大同，为中法两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蓬皮杜总统访问大同在当时绝对是一件轰动的大事，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周总理陪同蓬皮杜访问大同》，影片在全国上映后，超高的放映量使得大同和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大幅提升。随同蓬皮杜总统来访的100余名各国驻巴黎记者向西方世界的大量报道，使大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千上万的外国朋友和海外游客慕名而来，参观游览这座古城。

　　缘分还在继续。44年后，2017年10月21日，循着当年父辈走过的足迹，阿兰及其夫人专程来到大同，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访问期间，市领导刘振国向蓬皮杜夫妇赠送了广灵剪纸刻出来的当年周恩来总理和蓬皮杜总统参观云冈石窟的留影。

　　收到礼物阿兰·蓬皮杜开心地说，“在云冈石窟，不仅见证了古代文明，也亲鉴了当代文化交流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在跟随社会发展步调的同时，不仅要将目光放眼在科技前沿，更应扎根于历史。”蓬皮杜夫妇回赠了自己编选的《双面蓬皮杜》书籍和自己珍藏的父亲照片。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感情在交往和互动中流淌。

　　阿兰，1942年4月5日出生，现为巴黎第五大学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克劳德蓬皮杜基金会理事，法国国家蓬皮杜艺术中心委员会理事。作为国际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阿兰此行将“蓬皮杜”之名授予大同，有意在大同建设一个蓬皮杜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用大同这一平台来弘扬两国优秀文化，并担任大同国际艺术社区荣誉区长。蓬皮杜中心学院将落户大同国际艺术社区。

　　蓬皮杜家族三代人带着对古老东方艺术的向往和对宗教的虔诚，将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了塞上大同这个地方，使得法国这个西方艺术殿堂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都有了更为亲密的接触，蓬皮杜家族在大同留下的珍贵脚印，也给重情重义的大同人民留下了长久而美好的念想，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

　　2019年，阿兰在法国巴黎家中手持新春红包，以视频方式向大同人民拜年祝大同老乡：万事如意。视频致辞最后，阿兰用中文说“新年快乐！”

　　在大同已经拍摄过《北魏冯太后》、《凤临阁》、《恒山月光》、《莫斯科离大同不远》、《梦回云冈》、《塞外有家》、《江湖儿女》、《引爆者》、《黄花女人》等多部影视剧作品，其实还有大量的故事有待挖掘。大同的历史故事，既有权谋，又有和亲、爱情和创业，更多的则是战争。

　　梳理出这些故事，就是让大家更深入了解大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吸引我们的作家、编剧、导演、编导、制片人等发现这块瑰宝。